上海
二、毅然辞职，踏上征程
1990年，中国的出国大潮汹涌澎湃，北京街头各种托福、GRE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俞敏洪也搞起了托福培训班。
当时北大官方也有托福培训班，突然冒出来一个“个体户”抢生源，学校认为他私自在外授课，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，给他记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，并在校园广播、有线电视和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。
此后，俞敏洪发现处分很严重。
比如分房子的机会轮不到他了，出国进修的机会也轮不到他了，不得已主动离开。
1991年，俞敏洪毅然辞去了北大教师的工作，决定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培训事业中，开启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。
三、艰难创业，逐步崛起
辞职后的俞敏洪面临着诸多困难。
他没有办学资质、没有团队，也没有足够的资金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
为了解决办学资质的问题，俞敏洪四处奔波，最终找到了北大的几个退休老教授，借用他们创办的民办东方大学的牌子，成立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，并每年向东方大学缴纳 25% 的管理费。
俞敏洪刚开始把教室组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个小破房子里，培训班的招生广告和“牛皮藓”广告并排贴在电线杆子上“吸引流量”。
培训部开班第一天，只有两个学生前来咨询。
看着简陋的教室、破旧的桌椅，两个学生满脸狐疑，在俞敏洪的极力劝说下，才勉强交了学费。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他们还是觉得不靠谱，又把学费要了回去。
这让俞敏洪深受打击，但他没有放弃。
俞敏洪很快发现，教育培训的关键就是要给学生“干货”，课程质量要有口碑，要助力老客带新客。
这就叫做“第一性原理”即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可靠的用户，这是他从实干中获得的真知。
随着生源的逐渐增多，俞敏洪意识到单靠自己一人无法满足教学需求，于是他邀请了昔日北大、清华的同窗加入，如徐小平、王强、包凡一等。
老俞熟读历史，他深知刘邦、刘备“创业”的底层逻辑，其中一个核心的要素是，你的事业能发展到多大，要看你的合伙人能有多强。
这些精英的加入，为新东方带来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先进的教学方法，使新东方的课程体系愈发完善，涵盖了托福、雅思、四六级等多个热门项目。
从此“段子与刷题齐飞，励志共学习一色”。
在此阶段新东方老师采用固定工资加上奖金，徐小平、王强等人采用合伙人机制。
在这个制度下，各板块上交总收入的15%，房租、招生等费用由新东方总部承担，余下的利润都归板块负责人，这种模式就相当于“包产到户”，业务做得越大，拿到手的钱就越多，因此大家都充满了干劲。
从1995年到2001年，新东方快速发展，收入从三千万到三个亿。
